“空虚敲打著意志，仿彿这时间已静止，我怀疑人们的生活，有所掩饰。”——《静止》

如果十年前有个人对我说：“阿沈！十年后的今天，你会在工厂里，写着技术文档，看着流水线上的口罩，如印钞机一般轰鸣着瞎了你的眼！”我一定会踹他一脚，带起骂街和骂娘的“鸥鹭”一片。在连续加班四十天里的第二个休息的星期天，我会对那个如果里的十年前的箴言奉若神明，并送上一张“双色球”的填报单！

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

19年前的那个早晨，那两架撞向世贸大楼的飞机，第一次让我感受到“历史正在发生，历史正在我的生命里流淌”。19年之后，当新冠病毒的阴霾笼罩，封城的戒令让时间静止，我在阳台抽着烟，一位大叔划着独木舟从河道里划过我的视线，历史在他的一浆接着一浆里，黑色幽默的上演。

世界突然变得很脆弱，或者你可以说，原本我们所以为的幸福生活，如此迅速地退散，不堪一击。**钢铁、枪炮与病菌,**当历史的钟摆指正，我便莫名地推上了前线，选择了垂死坚持，选择了在两点半消失，把生命与生活染成了蓝白色。

10天，240个小时，14400分钟，864000秒，三个种类、五种型号、八十份文档，八百行梯形代码，蜕变一个口罩专家，仿佛是一场梦境。我想起少年时，读《藤野先生》：

中国是弱国，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，分数在六十分以上，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：也无怪他们疑惑。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。第二年添教霉菌学，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，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，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，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。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：给俄国人做侦探，被日本军捕获，要枪毙了，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；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。

“万岁！”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。

这种欢呼，是每看一片都有的，但在我，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。此后回到中国来，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，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，——呜呼，无法可想！但在那时那地，我的意见却变化了。

到第二学年的终结，我便去寻藤野先生，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，并且离开这仙台。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，似乎想说话，但竟没有说。

“我想去学生物学，先生教给我的学问，也还有用的。”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，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，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。

“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，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。”他叹息说。 将走的前几天，他叫我到他家里去，交给我一张照相，后面写着两个字道：“惜别”，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。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；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，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。

我离开仙台之后，就多年没有照过相，又因为状况也无聊，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，便连信也怕敢写了。经过的年月一多，话更无从说起，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，却又难以下笔，这样的一直到现在，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。从他那一面看起来，是一去之后，杳无消息了。

但不知怎地，我总还时时记起他，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，他是最使我感激，给我鼓励的一个。有时我常常想：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，不倦的教诲，小而言之，是为中国，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；大而言之，是为学术，就是希望到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。他的性格，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，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。

我亦是个有趣人，颇有点”弃文从了医”的味道，我自有我的理论，1919太过的青年，在21世界谈论着老龄化的当下。

“Too Young Too Simple.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