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尖“芳华”、岁月轻狂
很平静地看完了《芳华》，可能和电影比起来，我更喜欢小说，影象总给想象力罩上了天花板，而文字现实残酷的多。
《芳华》是我印象中严歌苓第三部被搬上银幕的小说，另外两部，一部是张艺谋导演根据《陆犯焉识》改编的《归来》，另一部是陈冲导演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《天浴》。三部电影，三位不同导演，成片的年代不一样，导演不同的性别也带来不同的视角。如果你想更好的来解读这部电影，不妨倒过来，线看看前面两部电影，或者更深一步，再把三本小说都找来读一读。
芳华总在指尖上，总于爱情有关。那个年代的爱情，是我们父母辈的爱情，80后的一代人作为“爱情的结晶”走进影院，多少有些追溯起源的窥探欲望。谈起1980年代的爱情，我更推荐野夫和他的那本《1980年代的爱情》。
爱情是文字编织起来包裹故事的皮，它就像衣服之于文明的人。你仔细想想，你发现一个人，总是首先被他或她的衣服所吸引，然后产生一种脱掉衣服和把衣服脱掉的冲动。所以对1980年代的爱情我还是情有独钟的，它毕竟还有个过程，需要眉来眼去、鱼燕传书、你侬我侬的较量一番，点破而不说破，留白之处，敛成一股刚柔并济的张力，透着山水画里那种东方式的美感。它不同于2010年代开始的爱情，布料越来越少，肉是越露越多，看到第一百四十页就开始140个字的开始吐槽：“我裤子都脱了，你就给我看这个”。小说的第一百四十页里写到“在小雅的潜意识里，爱情是需要表演给人看的”，小说之外“在作者的潜意识里，爱情是等别人来看的表演”。所以大多数的爱情里，女人都是自欺以欺人，男人都是欺人以自欺。
1980或许会说：“都是我的错咯！”。是时代的错吗？我无法回答。如果按初恋的年代计算，我是1990年代的人，我没有亲见过那个年代。我很想知道问题的答案，因为我是“1980年代的爱情”的结晶，我是“1980年代的爱情”的一个颗种子，那颗种子在南国的青山绿水里循规蹈矩的生长，在人生的夏天里盛开出一幅乖张肆意的模样。我时常在梦没有醒干净的时候变得恍惚而敏感，一句“浓睡不消残酒”，一丝将断未断的情愫，便萦绕成了沉沉的雨云，在夏天清晨的天空喘息着。
野夫在谈到他的这本小说时说：**“世界上多数人的爱情 ，都是为了 “抓住 ” 。抓住便是抵达 ，是爱情的喜宴 ；仿佛完成神赐的宿命 ，可以收获今生的美丽 。我在这里讲了一个不断拒斥的故事 ，这是一个近乎残酷的安排 ，乃因这样的爱不为抵达 ，却处处都是为了成全 。这样的成全如落红春泥 ，一枝一叶都是人间的怜悯 。”**你再去看电影或小说里那些爱情，或许才能懂得，为什么“弹指红颜老，刹那芳华！”。
《芳华》里描述了“文工团”这样一个特殊的存在，小刚导演用力把这“冰山一角”呈现的美轮美奂，愈发对比着海面之下的极度深寒。对比那冰山一角来说，我更关心的是那海面之下，那些不再被提起的流年，那些沉没的大多数。几年前，我读到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失落的一代人： 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·1968-1980》，作者是一位法国汉学家潘鸣啸。豆瓣君上，关于这本书的简介，因为无法同意的更多，所以直接搬运过来：
1966年中国掀起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学校停课，城镇中学生先“闹革命”，当红卫兵，后被遣送到农村去。据统计，1968至1980年间的下乡人数，大约有一千七百万。这场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，是一场彻底的政治运动，名为“上山下乡运动”，在世界或在中国来看，都是史无前例的。这场运动对整整这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不仅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秩序，使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，而且影响他们的家庭，以及整个城市社会，甚至农村社会。这整一代人可以被称作“失落的一代”。
本书揭示了发起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公开或隐蔽的动机，与他们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法，同时分析了他们的这些决定在整个社会上所引致的后果。本书也探讨了下乡运动进行了二十多年（包括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小规模的运动），为何会在1980年突然寿终正寝，并且研究了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、政治及经济上留下了什么印记，以及它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应该占一个什么位置。
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。当所有人都在被选择性遗忘的时候，总会有人选择抗拒，选择深究真相。深究真相，是我读这本书的原因之一；另外一个原因，正如书的简介说的那样，这场“运动”对整整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——这整整一代人，一千七百万。
她的历史、他的故事
Lee小姐是宛若蛛线上的朋友，在遥远的地方，有她的故事。
她的爷爷是参加了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，1954年上山下乡运动刚开始，被派到了新疆和田的一个小县城。她的父亲和她都出生在和田，她称呼自己为疆二代。
她说爷爷是山东青岛人，她会普通话、维语、英语和一丢丢的青岛话。她说那年她回山东的老家，火车上自西向东的旅程，像是在时空中穿行逆流而上，五十年的时光一帧一帧的在后视镜的镜像中飞速的消失离去，直到到达目的地、回到起点。她说她在镜面中才深深切切地感受到、看清楚，她的模样。
听完她的历史，我的讶异中混杂着一些惊喜，仿佛遇上了平行宇宙里的另一个幸存者。
我的父亲出生在1960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，他还不到六岁。在渡过了混乱和动荡的初中之后，在七十年代中期，下放在离县城几十里远的一个村子里。
关于那段“知青”的岁月，我仅仅从他口中知道一个故事：“那年他从村子里回到县城家里，奶奶看他瘦骨如柴，炖了一搪瓷缸的肥猪肉，结果饭还没乘上，那一缸的肉就吃完了……”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从来不吃番薯，我问他原因，他说他曾经整整一整年天天吃这玩意，所以一看到番薯就恶心，形容起来就是从胃到小肠的阵阵痉挛。每年春节的时候，当年接收父亲下放的那户人家，都会下到县城来拜节，父亲都会亲自去接待，对于他来说，那一家人也成是他的亲人。
我很诧异我对他的青春时代的印象竟然如此的少，加起来就只有以上寥寥不足两段的文字，不到他对我的青春见证的一个镜头。我在追溯“我从哪里来的”问题上，自然而然的与他生命中那些“缺失”的年份遇上。我读着《失落的一代》，字里行间，总是浮现出这个一千七百万分之中一个年轻人的面庞，文字背后那些只能依靠想象来填补的场景，让我连着几个夜晚夜不能寐，充满着一种潸然的哀愁，像是一场迟来的祭奠，因为他失去的那些，也是我失去的。
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，父亲回到了高中。他怀揣着大学老师梦，从1977年一直考到了1983年，连着考了六年，都没考上，梦终究还是离他远去了，他那六年的时间，读过的书，在多年之后成了我阅读历程最早的一批读物……
我只写了两个小小的故事，而剩下那一千六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八个呢？
舒婷的诗《一代人的呼声》里写：“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，错过的青春，变形的灵魂，无数个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回忆。”
这一代人的呼声，它藏在了父亲日渐发白的头发里，藏在了母亲爬满皱纹的眼角中，那些不被提起的流年，指尖“芳华”，岁月轻狂。